賽默飛多位領導參與了此次高端沙龍，分享見解凝聚共識。

 

賽默飛聯合E藥經理人舉辦“中國醫藥創新100高端沙龍”的目標是搭建能夠持續推動行業進步、凝聚行業共識的平臺。幫助企業、監管方了解前沿技術，助力醫藥行業多層次人才培養，促進產、學、研成果轉化，推動中國醫藥產業創新與監管共同向前發展。

 

關于創新100榜單

“創新100強”是由E藥經理人在2019年推出，運用了科睿唯安Cortellis和Derwent Innovation數據，通過三個維度四項指標，對中國醫藥企業進行橫向和縱向梳理后，最終形成的榜單。“創新100強”是中國醫藥產業醫藥創新的主力軍和生力軍。

 

在此次會議上，與會嘉賓就中國醫藥創新是否真正進入了全球第二梯隊？中國醫藥創新之路該怎么走？如何構建助力藥品創新的科學監管體系？三個主要話題展開討論。

 

 

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從2016年的發布的一份報告說起。

 

2016年11月，由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、中國化學制藥工業協會、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和RDPAC四家醫藥行業協會共同發布的《構建可持續發展的中國醫藥創新生態系統》顯示，美國創新貢獻占全球一半左右；日、英、德等居于第二梯隊，創新貢獻約5％-10％；中國被歸為第三梯隊，創新貢獻僅約為4％。

 

這是藥審改革開啟后的第一年。

 

2019年，基于相同的評價方式，這份報告的撰寫方麥肯錫，更新了數據，認為至2018年，中國對全球醫藥研發的貢獻上升到4%~8%,跨入第二梯隊，僅次于美國、日本。

 

那么中國醫藥創新是否真正進入第二梯隊？

 

與會嘉賓一致的觀點是并沒有。更準確地說是，中國醫藥創新作為一個生態體系，在某些環節或者細分的技術層面上，已經進入到第二梯隊，但是作為完整的生態體系，還有很多課要補。

 

比如今年新冠肺炎期間的疫苗、診斷試劑的研發已經是可以說有進入到第二梯隊，乃至與第一梯隊的美國相媲美的“面相”。再比如康方生物董事長夏瑜所表述的，其公司的雙抗技術平臺，在同類技術中，已經走在前列。但是與此同時，夏瑜也表示了，通盤來看，中國醫藥創新還缺少很多元素，譬如從新藥研發到工藝開發過程，譬如新藥藥物警戒平臺等。而這些也是一個支撐創新可持續發展中，必不可少的部分。

 

那么進入第二梯隊，最顯性的標志是什么？亞盛醫藥創始人兼董事長楊大俊、榮昌生物創始人兼CEO房健民表達了同樣的觀點：首先中國是否有越來越多的創新藥獲得歐美藥監部門的批準？其次，全球范圍內，銷售額排名前100的創新藥中，有多少來自中國？中國是不是有獲得主流市場認可的大品種？“我覺得只有中國原創的大品種在全球、在美國、在歐洲銷售了，這是一個重要的標志。”房健民表示。

 

必須承認，中國已經走在向此目標邁進的路上，比如澤布替尼已經獲得FDA批準，且在美國上市；中國越來越多的藥物獲得歐美市場孤兒藥認證；中國創新藥企越來越多開展國際多中心臨床試驗等等。

 

但這還不夠。那么讓中國醫藥創新真正進入到第二梯隊，中國還缺什么？很多，最核心的有三個：

 

首先，企業作為醫藥創新的主體，應該真正以臨床價值為核心，作為新藥立項的基礎，而不是跟風。

 

這是產業界包括監管者共同發現，且經常疾呼的問題。目前國內自主創新能力仍然較弱，有些藥物可能是license in，有些可能是同步研發，國內更多是做一些Me-too藥，譬如PD-1已經扎堆了。當大量做Me-too藥的時候，大家不愿意做一些新靶點的不確定性高的藥物，這最終成為了創新藥真正的障礙。

 

面對這種情況，曾經的藥審系統專家也深刻地表示，投資者不能把資金都投到一個短的賽道上，企業家應該想到的是解決臨床需求、向除癌癥的更多疾病方向的投入，以解決國內現在存在的諸多低水平重復到高投入的重復問題，最后才能夠形成一個良性的創新機制。

 

參會的學術界大佬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。他認為中國生物醫藥走的路非常窄，大部分都在做癌癥。

 

一位在2015年后的藥審改革中扮演關鍵角色的行業專家也表示，企業藥物研發，一定要瞄準國際市場，瞄準全球新。不創新就沒有希望，只有全社會形成一個創新氛圍，營造一個創新的生態環境，才能夠將現在看到的那些“卡脖子”的技術和能力，得到改善。

 

其次，中國缺乏基礎性研究，“中國如果沒有強大的基礎性研究，中國就不會有世界上真正一流的創新，或者說不會大批量涌現世界一流的創新”。這個是已經被討論過無數次，但仍然存在的問題。

 

造成這種狀態的原因有很多，人才、機制、資本、政策都有涉及，但與會嘉賓著重提及了一點，就是對知識產權的保護，產業對專利和知識產權的重視程度不夠。上述行業專家表示，新藥的本質特征是專利化合物，不保護知識產權、不尊重知識產權就沒有發現、就沒有發明、更沒有創造。

 

再次，助益創新生態體系建設的科學監管體系建設，仍然任重道遠。

 

一位曾經在CDE工作的與會嘉賓表示，醫藥創新這幾年取得的進步實際上源于管理理念和政策的創新，比如中國在新藥加快審評審批的機制在細則上幾乎與FDA完全一樣，從時間上，中國應該是完全和國際接軌了，甚至比美國還要快。譬如在美國，新藥審批是10個月，中國是200個工作日；美國快速審評，包括突破性療法大概是6個月時間，中國是120天-130天。

 

但中國的監管科學還有待加強。譬如藥監局如何在新的方法、新的工具上更好的與企業接軌交流，來加速新藥的上市、促進新藥的發展，以及上市后的安全性。這些都跟存在進一步完善的空間。

 

 

眾所周知，創新和國際化是企業做大做強的基礎，但從另外一種層面來說，創新是基礎，國際化是結果，沒有創新，何談真正實現國際化。

 

那么如何實現創新？其實答案很簡單，就是從政策制度、企業戰略、學術指向、人才培養上，都真正將有價值的創新作為核心，所有的藥物研發真正以滿足臨床未被滿足的臨床需求作為根本。

 

但所有這些條件的實現，對于中國正在構建中的醫藥創新生態體系而言，任重道遠，每個環節都有需要完善環節。

 

有企業表示，對創新藥來說，最重要的是市場轉化中需要體現出企業的付出，只有如此才能實現從“輸血”到“造血”的良性循環。

 

有企業說，在生物藥生產中，國內要求制劑和原液必須在一個工廠生產，而國際上是可以分開的。而企業在制劑國際化過程中，是需要將制劑和原液的生產開，如此才能實現成本最優化。

 

也有企業說，MAH制度實行確實能夠起到鼓勵創新的效果，但是在新舊制度轉化中，仍然有很多實施細節需要去理順，比如生產轉移、原料變更、生產基地變更等，都還存在著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。

 

也有企業說的更具體，因為MAH制度中配套機制的不完善，致使其新建已完工的生產基地因細則未發遲遲無法投入使用。

 

還有企業說，目前國家政策不允許動態三批生產的藥品上市銷售，這極大影響到藥品從申報上市到真正開始商業推廣過程的銜接。

 

包括一致被國內企業們津津樂道的中國臨床試驗外包中，仍然也存在問題：轉化醫學支持不夠、臨床試驗方案設計能力不足等等。

 

討論中，賽默飛中國區生物工藝高級商務總監華利強也分享見解，他認為中國生物醫藥正面臨著的挑戰包括藥品的質量與安全、速度與創新、供應鏈和運營效率、人才等方面。而這些挑戰，賽默飛經過60多年的經驗積累，都可以為相應企業提供穩定且持續的解決方案。比如賽默飛全球生產基地遍布100多個國家，保證穩定的供貨，同時助力本土企業國際化發展，去海外做臨床、申報上市。運用數字化驅動整個運營的效率，將部分業務部，供應時間從原來10-15天壓縮到現在3-5天，助力企業提高生產力，并為中國醫藥行業培養和輸送人才。

 

是的，中國需要有更多創新產業鏈上提供穩定服務的公司出現，這是整個醫藥創新可持續生態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。但同時，也需要中國創新藥企業在面對重重挑戰，有持續不斷磨礪后所總結經驗的輸出，這是中國創新藥生態體系在建設和完善過程中，需要必經的階段，也是中國首批創新藥企，在構建更完善創新生態體系中，應該擔負起來的產業責任。寶劍鋒從磨礪出，梅花香自苦寒來。

 

 

這次會議上，還討論了一個很重大且敏感的話題：距離2015年08月18日國務院發布《關于改革藥品醫療器械審評審批制度的意見》，已經5年了。

 

5年來，隨著這項政策的發布，中國醫藥產業創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更多的創新藥企業出現、更多資本涌向創新企業、更多的海歸科學家回國、更多服務產業支持創新的政策出臺。所有醫藥產業的人都承認，這項政策是中國醫藥產業真正進入到創新時代的“敲鐘者”。

 

但是5年了，是不是到了一個總結過去5年歷程與經驗，在明確哪些需要修改、哪些需要堅持、哪些需要補充、哪些需要充分落實的基礎上，再起草一個新的改革文件，指引現在已經與5年前完全不同的醫藥產業持續不斷的向前走呢？

 

其實問出這個問題的核心就是，到底監管科學和科學監管該如何實現的問題。政策引導要匹配產業發展現狀，不急不緩，平衡為上。

 

就像一位曾經在CDE工作多年，如今轉戰企業擔任要職的科學家所說的那樣，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，而監管是政策創新的主體，這兩方面是相互支持的。好的技術促進好的監管政策，好的監管法規又進一步促進企業的創新。

 

那么科學監管是什么？就是“與時偕行”“與時俱化”“與時俱新”“與時俱進”！

 

賽默飛將持續關注制藥與生物制藥垂直市場，希望通過“中國醫藥創新100高端沙龍”凝聚更多產業共識，促進中國醫藥創新發展。